2008 年，《纽约时报》一篇名为 A School for New Dutch Masters 的文章引用了设计咨询公司 Moss Bureau 创始人 Murray Moss 的话，称埃因霍温设计学院（Design Academy Eindhoven）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学校”。
2016 年 12 月，在设计网站 Dezeen 的年度最热设计学校中，埃因霍温设计学院排名第三，位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和巴特利特建筑学院之后。
这所学校诞生于 1947 年，正值二战后的整个荷兰国家重建刚刚开始。为了刺激消费和创造就业，政府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能设计出实用、美观，同时能被大量工业化生产的物品的设计师。当时，设计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工具，是功能性的表达途径。也因此，埃因霍温设计学院最早的名字其实是埃因霍温工业设计学校（Academie voor Industriële Vormgeving Eindhoven，简称 AIVE）。
成立之初的 30 年左右，学校仅在荷兰地区招生。1970 年代后，它的招生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并在 35 年前把传统的以设计别类（比如工业设计、时尚设计、平面设计等）设立学科的方法改成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特殊学科分类设置：设计学校本科的 8 个学科分别是 Man and Well-being，Men and Leisure，Man and Communication，Public Private，Man and Activity，Food non Food，Man and Mobility，Man and Identity。其中，Food non Food 是 4 年前开设的新专业，今年刚迎来第一批毕业生。
Finacial Times 的一篇文章中将这种专业设置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
这个改变使埃因霍温设计学院摆脱了一间工业设计学校的传统身份，转而成为探索概念设计的创新型学校，也是它一跃成为知名设计学府的一个重要原因——明确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以人为本”，以其衍生出去的不同方向，则是“人与环境以及物体所产生的不同关系”。通过这种设置，学生得以从新的角度去看待设计这件事本身。
这个学校的能量之一，就是催生了荷兰设计周，如今后者已经举办到第 16 届，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设计活动之一。和米兰等知名设计活动不一样的是，它的社会意识、环境意识尤其突出。
今年埃因霍温毕业设计展共由 161 名毕业生的作品组成，其中研究生 48 位，本科生 113 位。
展览开始前一周，位于埃因霍温市中心的学校主教学楼的 3-5 层全部被清空。学校方面请来了同样自本校毕业的 2009 级毕业生、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双人组 Formafantasma（Andrea Trimarchi及Simone Farresin）负责策展，他们二人不仅在本校教课，同时也担任了 2016 年毕设展的策展人。此外，学校也聘请了 8 位摄影师为全部的设计作品拍摄了照片。这些照片将会被集结成一本厚厚的 2017 埃因霍温毕业设计展画册，也会在学校的官网上被逐一登出。
只要按照设计好的动线参观，人们将在展览结束的 5 楼咖啡厅里买到这本毕业设计展画册。
整个埃因霍温毕业设计展成熟、高效，除了参展人是清一色的学生，它和一场在美术馆里精心策划的展览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它还作为每年 10 月间举行的荷兰设计周里最重要的一场展览，迎接来自全世界的近 30 万参观者。
“很多人一开始来我们毕业展的时候，都对这些专业名称感到有点迷惑。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挺搞不清的。” 来自 Man and Mobility 专业的 Igor Daemen 告诉《好奇心日报》。
他的作品是一组用回收的旧橡木家具重新进行切割，然后用铝条拼接的茶几。Daemen 毕业于埃因霍温的一家名叫 Sint Lucas 的工程学校，学习展示设计。他希望能够来这里拓宽自己的设计思路。“其实这里每一个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做同一类的作品，但不同点在于他们以什么身份或什么原因来做这个设计。”
像 Daemen 这样由于埃因霍温特殊的专业学设置来学习的学生不少。来自 Men and Identity 专业的德国学生 Julica Morlok 觉得德国的设计教育太偏重于功能性了，目的是为了实现能够大量工业化生产的设计。
而埃因霍温“很概念性，这里注重一个想法背后的理论是什么”。曾在柏林学习时装设计、然后跑来埃因霍温就读社会化设计研究生的 Sara Kadesch 说：“在德国，你读时装就研究时装，但在这里，你读时装却可以研究建筑。”
在埃因霍温设计学院，四年的本科学习由第一年的基础技能学习和后三年的专业研究学习为主。学校的一楼设有包括了各种设备的工作坊，能够加工布料、陶瓷、木材、金属、石料、电子元件等等，用学校的宣传语来说：“这里只有你想不出来的，没有你做不出来的”。第一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制作的基本技能。第二年开始，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不同的专业。所有的部门之间都是开放的，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寻找自己需要的导师，也可以中途再次更换自己的专业。
美国的认知科学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尼尔森诺曼集团创始人 Don Norman 认为，由于设计学院往往由艺术学院衍生而来，设计专业的学生在科技和工程领域的认知和执行能力一直是弱项，而接受工程师专业培训的学生们只知道解决问题，没有足够的创造能力。他在一次与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记者对话时提出，建议设计专业的学生在基础学年中接受 STEM 教育——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反过来，这四个学科同样需要“设计”。
“大学嘲笑通才。” Norman 说：“但是创造优秀产品和服务的人必须是通才。优秀的设计师不要急于解决问题，他们需要先问：‘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吗？’他们需要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些了解，让他们足以能够针对其中的某一件咨询正确的专家，足以让他们跨越狭隘的专业进行组合、创造出新颖的、令人兴奋的产品和服务。”
当然，这种看似散漫的学习方式，淘汰率同时也非常高。“本科读 5 年在这间学校是很常见的事情。”本科毕业自央美家居产品设计专业、在这里攻读社会化设计（Social Design）的吴嘉玉告诉《好奇心日报》。学习期间，有一门专业课不通过就需要重修，再次不通过，学校就会建议学生“留级”。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 Mirjam de Bruijn 就花了 5 年时间才毕业，她的专业是 Man and Activity。不过今年她的作品 Twenty 在毕业展开始之前就登上不少设计网站——她提出了一个概念，如果把我们日常中含水分超过 80% 的洗涤精、洗发水、清洁剂中的水去掉，转而售卖浓缩的固体球或块，消费者就可以买回家自己按比例加水使用了。这样一来，既可以降低大量的包装成本，也可以降低运输成本。
Mirjam de Bruijn 的作品，Twenty。
埃因霍温设计学院的发言人 Marc Ruis 认为，学校丰富的多样性为学生带来了诸多新鲜的事物和不同观点的交流。“我们现在一共有 750 名学生，其中 600 名本科生、150 名研究生，他们分别来自 60 个不同的国家。” Ruis 说：“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在毕业展上看见 Nadine Botha 讨论南非的公厕问题，中国的学生则关注个人意识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
“学校鼓励‘概念设计’。学生并不一定要设计出一件产品，他们可以设计‘设计’本身——不论是一个系统、一间物品、一个问题，我们对‘设计’的定义是很宽泛的。” Ruis 说。
在这种理念下培训出的埃因霍温学生是有特点的。他们擅长设计研究和制作，并且始终热切地关注社会问题。
《好奇心日报》报道过 AtelierNL ，还有和西班牙木材商 Finsa 合作的设计研究工作室 Envisions ，创建了 Precious Plastic 项目的 Dave Hekkens，以及制作了一本关于一头猪究竟被制作成了哪些产品的“奇怪”设计师 Chritien Meindertsma......他们都拥有一些相似的特质：擅长于事无巨细的设计研究，热爱探索一种材料或一件事物的本质和源头，并能够运用逻辑清晰、美观并且完整的方法把自己的研究结果传达给观众。
埃因霍温的毕业生中也不乏有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设计师，早一点的有设计了 Moooi 那款著名的 The Random Light 的 Bertjan Pot，创立设计品牌 Droog 的 Gijs Bakker，以及在近两年米兰家具展上展露才华的 Marcel Wanders、Maarten Baas 等。
“Marcel Wanders 前两天来看过展了，他觉得我们的作品很有意思。” 说话的是一名年轻的高个子金发男生，在埃因霍恩设计学院就读本科三年级。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正在帮他的学姐、来自 Man and Communicaiton 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Tamara Van Roji 一起在 2017 年埃因霍温毕业设计展上做展览介绍。
Tamara Van Roji 的作品，Flux 。
他们的作品是一块泛着紫红色光泽的地毯。只要围着展台走两步、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地毯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Tamara 利用了刺绣徽章的方法，将三种 RGB 颜色——黄、洋红和青色的纤维胶纱线分三层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由于不同视角或不同光线而产生颜色变化的面料。
“这块毯子模拟了电子设备——一种出现在iPad、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上，一块供你娱乐的、色彩鲜艳的、令人上瘾的屏幕。......Flux 地毯展现了一件传统的家居饰品仍然可以适用于这个数字时代；甚至有可能，把我们从屏幕沉溺中拯救出来？” 这件名为 Flux Rug 的作品介绍上写道。
“大众汽车也认可了我们的作品，他们觉得这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的汽车座椅面料。”他接着说。
这一天是 10 月 27 日，埃因霍温毕业设计展的第 7 天，Tamara 展台上 400 张咖啡色宣传单已经全部分完了，她只好留了最后一张用透明胶带贴在站台上，抱歉地请后来者拍照记录下她的作品信息和联系方式。
吴嘉玉的名片也挺特别的，是一张有点皱巴巴、但是很厚实的半透明硫酸纸，上面模糊地印着她作为欧洲学生的身份 ID 卡图案。
埃因霍温的理念给她冲击很大：“相对于本科更注重于实践和制作，研究生课程比较倾向于要求学生提出一个概念，训练学生讲故事（Story Telling）的方法。最后所呈现的作品结果往往介于设计和艺术之间。”
吴嘉玉的作品是一座铁管和皮革绑带制作的支架，可以固定在人的身上，另一个人就可以像操纵木偶一样操纵佩戴者的动作。它看上去既像是蒸汽朋克时代的某种怪异医疗器械，皮质的绑带又令人联想到囚禁动物的锁套。“尽管生活在一个拥有强烈自我意识和希望从群体中区分出独立自我的时代，我们仍然受到控制。”吴嘉玉在作品介绍中写道。在她的铁质操纵支架一边，她还制作了一段由各种整齐划一的广场舞片段组成的视频。
图片属于：Design Academy Eindhoven，摄影：Iris Rijskamp
“毕业了之后还是想回国做一名独立艺术家。国内现在的情况变化太多了，应该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吴嘉玉说。
“我们真的非常穷。”来自 Food non food 专业的毕业生 Yildau ter Beek 无奈地说：“毕业之后当然先把做毕业设计的钱赚回来，然后找一个独立的方式做自己的设计。生活来源可能是参加一些政府资助的项目或者和大型企业合作吧，或者白天做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剩余时间用来做设计。”
尽管如此，她仍然非常赞同学校倡导的概念设计理念，她说：“我们不需要更多事物了，不需要更多消费品。但我们需要改善关系，让人和事物各自拥有合适的方向。“
在鹿特丹开设了自己工作室的设计师 Bas Sala 在17 年前从埃因霍温设计学院毕业，他认为学校在科技和交互领域的所给的关注还不够多。“我认为设计在今后一定不是一个经过买和卖两种行为后就结束的事情。现在我们有能力收集到更多用户数据了，我们可以持续改进我们的产品。”
荷兰设计师 Esther Jongsma 把她的工作室安在了城市东面的创新社区 Section-C。今年的荷兰设计周，她将自己和 Sam Van Gurp 共同创立的灯具工作室 VANTOT 对外开放参观，展示他们最新设计的灯具款式。
“我们很喜欢 Sectie C，这里选择很多。刚刚从设计学校毕业的时候租不起这么大的一间”工作室，我们就和别人在一起合租一间小的。后来产品的成功帮助我们有能力租下现在这么大一间工作室。”
埃因霍温总的来说是对设计相当宽容的城市。此时不得不提飞利浦。正如乐高之于丹麦庇隆，宜家之于瑞典阿姆霍特，飞利浦之于荷兰埃因霍温也是一个主导性的存在。当然，如果把埃因霍温足球俱乐部放在一边不说的话。
飞利浦从两个阶段上造就了埃因霍温现在的设计氛围。第一个阶段，是这家电子产品制造业巨头在此地起步。第二阶段，则是 1997 年，飞利浦将总部转移到阿姆斯特丹，这个城镇上突然空置出了大量的办公室和工厂。年轻的设计师们由此获得廉价的工作室、工作坊和实验室，这些空间与设计师逐渐形成了共生的关系。
策展人 Andrea Trimarchi 有一句饶舌的话：“埃因霍温市本身就显示了一座城市是如何从飞利浦代表的一整个工业生态离开所造成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的优秀典范。”
当然，也有人说大实话。“我觉得因为埃因霍温是个挺无聊的地方，这有助于你专心在自己的学业上。” 那个在毕业作品里把所有的水“挤掉”的学生 Mirjam de Bruijn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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