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enn Adamson 是一位策展人和在设计、工艺、艺术领域深耕的作家。他是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的高级学者，去年出版了新书《更少、更好的物件：物品中隐藏的智慧》（Fewer, Better Things: The Hidden Wisdom of Objects）。目前，阿达姆松居住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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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坐得舒服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又对屁股下面的椅子有多少了解：它由什么材料制成？生产过程是什么样子？产地在哪？生产者又是谁？再或者说，你能否回答一些更有深度的问题，比如制造椅子所使用的材料是如何从地球上提取出来的？大部分人无法回答这些基本的问题。从很多角度来看，支撑起你身体的这把椅子对你而言仍然是个谜。
你身边很有可能存在大量自己对其几乎一无所知的物品，这其中就包括你在阅读这段文字时所使用的设备。面对身边的各种物品，大多数人秉持一种忽视的生活态度，对它们并不敏感。这不是我们的错：数个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和全球商业发展让大部分人不再需要亲手制造物品，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机会看到或者了解身边的物品的制造流程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不再熟悉物质世界，无法掌握各种物品背后隐藏的知识。这个割裂的过程进展缓慢，但却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直到大约一百年前，大部分人对自己身边的物质世界还是有着非常充分的了解。如今，商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通，流通的距离和范围也不断刷新纪录。可是，了解身边东西的人却越来越少。现代化生产流程具有高度复杂性，因此即便专门负责制造物品的人——工程师、工厂工人、化学家——也都更倾向于成为只精通于某个细分领域的专家。现代制造业有着复杂多样的生产链，源源不断为社会供应各种材料、工具和零件，并完成产品的包装。通常情况下，知识越专业精深，所涉及的层面就越狭窄。这让我们无法对延展性极强的生产链产生清晰的认识。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也好，企业的 CEO 也罢，没有人可以在生产链中占据能够总揽全局的优势地位。一定程度上而言，这是一个规模问题：视野越开阔，就越难看清藏在眼皮子底下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种永远远程控制的状态。正如卡尔·米勒（Carl Miller）在 2018 年出版的《众神之死》（Death of the Gods）中所言，算法已经接管了很多日常事务和流程。算法本身由其他算法控制，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构成层级式的计算结构。这种自动化决策过程效率奇高，但也引发了问责危机。如果没有人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又怎么能让一个人承担责任呢？算法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进而导致一系列道德困境的产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无能为力。我们之所以束手无策，一部分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对原材料的提取、产品的制造和垃圾的处理流程不甚了解，与物质世界产生了心理上的距离感。基于同样的原因，公司对外包工人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生产规模和商品流通距离给消费者带来了挑战：如果你不认识制造日常所用物品的人（事实的确如此，我们无法想象制造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便很难与他们产生共鸣。产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之间距离导致社会结构出现裂痕，让怀疑和仇恨的种子有机会生根发芽，日渐繁茂。与其他工具一样，技术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越相信技术能成为凝聚社会的粘合剂，社会结构就会越四分五裂。
面对危局，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有一个中肯的建议：好好培养自己的物商（erial intelligence），重新恢复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正如说中文的人能理解这个句子，善算数的人能制定出收支平衡的预算方案一样，物商高的人也能读懂身边的物质世界。如果我们能给自己制定这样的目标，密切观察身边的物品，也许就能够重新在物质世界中找到方向，更好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要想培养物商，你不需要成为一位亲手制造物品的生产者。不过，亲手打造物品的确有助于物商的提高。对一种工艺或者行业的了解能让你举一反三，掌握更多其他领域的知识。如果你手比较笨，不善于制造物品（比如说我），最好的办法就是观摩其他心灵手巧之人。面对面近距离观察工匠的工作过程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体验：你能直观地欣赏工匠的手艺，感受蕴含在其中的真正技术。同时，这还能在你心中培养起对物质世界的好奇心，养成思考诸如铅笔和枕头由什么构成和由谁制造之类问题的好习惯。对物质的直观兴趣又能反过来培养一个人对技巧手艺的健康审美品位。
物商让人感觉有些虚无缥缈，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实用性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脱节。同时，测量物商也是非常困难的。描述对物质理解这个维度的认知水平时，人们通常使用的词汇是“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也就是我们知道但却难以言述的知识。我们很难完全凭借语言就将工艺流程表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物商与其他更容易感知到的智慧类型相比的确差异很大。如果参加过智商测试，你一定记得所有测试题目都是用语言、图形和数字构成的谜题，比如：“玛丽的年龄是弟弟的四倍，她今年 16 岁。请问玛丽几岁时她的年龄是弟弟的两倍？”（答案是 24 岁）在 1995 年出版的畅销书《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中，丹尼尔·高尔曼（Daniel Goleman）将他从心理学家约翰·迈尔（John Mayer）和彼得·沙洛维（Peter Salovey）处借鉴而来的理念推向世界。此后，情绪智力（EQ，简称情商）成为商学院和社会学系的热门词汇，而这两个专业的学者也研发出各种测量情商的手段。经过努力，科研人员有了一些令人满意的发现，比如以小组合作方式解决各种类型的问题时，预测小组解题成功率的最好工具不是组员平均智商，也不是组员的最高智商，而是组员的平均情商。这类实验似乎证明，如果大家能够和睦相处，所有人就都能从中受益。
社会结构自身也表明我们与物质世界之间越来越疏远。同样是知识，与物质有关行业（农业、汽修业、建筑业、美发业）知识的地位就远不如追求非物质行业（法律、保险、金融）知识的地位高。为什么会这样？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难以客观地检测与物质有关行业的知识。这些知识技能很难形成理论并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也很难量化。但是，证明一个人物商高的方式却清楚简单。需要指出的是，这与两种知识的难度水平没有关系。如果让华尔街交易员和裁缝互换一天工作，两个人肯定都无所适从；虽然 MBA 项目通常要读 2 年，但定制裁缝的传统学徒期可是长达 7 年之久。另外，这与社会考虑创造社会效益规模之后对白领群体更加尊重无关。如果与此有关，那么很多公司的高管就应该大笔倒贴，而不是拿着丰厚的报酬。
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凭借双手吃饭的物品制造者大部分都处于社会底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简单：权力的干预。这是一个有着漫长而悠久历史的过程，基于阶级冲突而产生，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同样的原因，历史上一直由富裕白人把控的绘画和建筑设计行业的社会文化地位较高，被人称为“艺术”。相比之下，其他人发挥创造力不断改良的“手工艺”行业却地位较低。测量人类智慧这件事也体现了权利的介入：优生学重点强调测量智慧过程中使用定量分析和假定分析，客观呈现结论。对技术水平、语言能力的高估和对手工技能的轻视不是我们生来就存在的问题，而是历史上社会不公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相比评价身边的其他人而言，我们更愿意用“智能/聪明”来形容手机和电器。
要想纠正这个错误，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物商，还要从整体上理解物商。技术娴熟的专业人士通常对某个领域高度专精，而这影响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我们通常将手工艺和工业产业放在一起对比。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做不无道理。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英国工业城镇中劳动分工细致，令人怀念乡间的小工作坊。手工制作以前经常被视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补充方案。但是，将手工业和工业对立的思维模式还可能导致人们产生误解。不管生产规模有多大，生产者必须理解原材料、工具和生产流程之后才能制造出产品。机器让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宣告了很多传统手艺末日的到来。不过，机器本身也是经由非凡的工艺才制造出来的。
物商在科学领域也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我们很容易认为工匠都直觉敏锐，而在实验室工作的技术人员则都善于分析。实际上，手工艺品制造者掌握着规模甚为惊人的技术知识，而做实验的科学家则经常强调有一双“巧手”的重要性。医疗行业也是如此。救死扶伤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解剖学和化学知识，还需要不断与病人发生肢体接触。医生和护士定期触摸病人，从而快速和精确地诊断病情。外科医生就更不用说了。如果给我做手术的外科医生物商不佳，我肯定会立即换家医院。
物商能够帮助我们跨越分割生产和消费的传统界限。物品的制造者和使用者都可以感受木头的温暖和纹理，体会金属的冰冷和坚硬，了解橡胶的柔软与韧性。正如技艺纯熟的制造者会预测使用者的需求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工作一样，细心观察的使用者也可以在脑海中重构物品的制作过程。理想情况下，物品扮演着连接使用者和制造者视角桥梁的角色。因此各行各业都需要物商，它是一种既宏大又专精的知识。我们习惯将物商所体现的知识分成许多部分——手工业 vs 工业、艺术 vs 科学、制造者 vs 使用者。这种做法有害无益，极其武断，严重影响人类共同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让我们把视线再次拉回到你屁股下的这把椅子。与其他物品一样，它也是我们探索物质世界的最佳起点。如果你想对这把椅子有所了解，你会做些什么？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上网搜索。毕竟很多人觉得 Google 在手，天下我有。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我们只需要鼠标轻轻一点，很多其他类型的信息就能在屏幕上呈现出来：名人生日、对很久之前发生的军事战斗的细致讨论、动画片史努比全集……但是实际上，想要在网上找到关于特定物品的最基本信息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制造商想要让生产流程尽可能地保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容易通过互联网了解物品的基本信息。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造成信息收集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居然是物品本身的概念深度。
美国艺术家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在 1965 年创作的艺术品《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One and Three s）就是很好的例证。乍看之下，这件艺术品好像非常简单：画面正中间有一把椅子，左边是一张这把椅子的照片，右边则是一段文字，写的是词典上对“椅子”这个词的定义。《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展现了科苏斯在 1969 年的文章《哲学之后的艺术》（Art After Philosophy）中提出的观点：以语言为基础的思考方式已经“江郎才尽”。在他看来，艺术是帮助人们进一步加强对理论理解的最佳方式。艺术的表达能力比语言还强，可以传达“难以言说”的感受和情绪。科苏斯在文章中写道，20 世纪的历史将朝着“哲学的终结和艺术的开始”这个方向发展。
毫无疑问，专业哲学家并不赞同科苏斯的观点。即便如此，《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依旧是一次极具价值的思想实验。首先正如题目所示，《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表现的可以是能从三个不同角度欣赏的同一种物品，也可以是三种通过复杂语言和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完全的不同物品。表达椅子的三种方式对应了符合学中经典的三分式分类方式：第一，存在指代对象（referent，即椅子）；第二，存在任意符号（sign，即“椅子”一词）；第三，存在索引（index，即椅子的照片）。同时，《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还清楚地证明重要性相当的三种椅子表达方式可以被轻易地解读成其他形式：两个平面物体和一个立体物体；两个具体特殊的物体（椅子与照片）和一段规范性说明文字（字典中椅子的定义）。
《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中椅子照片风格奇异，有一种警方给嫌疑犯所拍大头照的冷冰冰和直白感。有的人怀疑这张照片背后隐藏着文化内涵。甚至还有人觉得摘自词典的词条解释也暗藏玄机：用拟人化的术语描述椅座、椅背、椅腿和扶手。“椅子”的定义有多宽泛？如果你坐在石头上，它算一把椅子吗？谁最初给出了椅子的定义：是人们观察各种各样椅子后总结提炼出椅子的定义？还是椅子的概念先于各类椅子而存在，人们此后才将概念应用在实例身上，将各种物体命名为椅子？
《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是科苏斯最著名的作品，而他也是概念艺术领域的关键人物之一。因此这件作品引发了大量讨论，而这本来就是他创作的初衷。他致力于质疑语言和表述的工作原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品中的实体椅子地位更高——摆放于画面正中间，位置也更加靠前。你甚至会发现自己将放在画面中间的椅子称为“真正的椅子”。但如果再细细回想一下，你会对什么才是“真正的椅子”产生怀疑。
存储在电脑的硬盘中后，科苏斯的三把椅子中哪一把占空间最大？词条解释的数据大小约为 1KB，高分辨率椅子照片的数据大小约为 10MB。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体椅子的数据大小是无穷大。你要怎么才能把它存入电脑呢？最高级的数字扫描设备也只能记录椅子的表面特征，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椅子外貌，无法做到 100% 完全保真。即便你有办法将构成椅子的原子转化成电子数据，这会让你得到什么重要的收获吗？你能用数据反映出你现在坐在椅子上的感觉吗？你能用数据反映出他人看到一把椅子的风格和特征之后内心产生的微妙感受吗？在椅子这个平凡的日常物品面前，将物质世界转化成数字信息的最先进技术手段也败下阵来。
最平凡的物品以这样的方式抵挡着数字技术对我们生活的不断侵袭，好似一块在激流中岿然不动的磐石，实在让人感到欣慰。这种像船锚一样的特性正是物商的独特之处。只有亲身体验，我们才能理解物品。哪怕是一把简单的椅子，也需要我们见过椅子之后才能对其有所认知。在网上搜索信息只能让你一知半解。物商不仅仅是收集整理信息。在网上以一件物品作为了解生产链的切入点，这种做法也许能让你思路清晰。但是，你却不会因此实际接触到所研究的物品实体。我们要站在物品面前，用审美眼光和亲手触碰加深对它的认知。
我有一个心爱的咖啡杯，可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就是你在美国路边饭馆能买到的那种沉重的杯子，外形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型核反应堆，还有一个厚实粗短的 C 型手柄。二战之后，这种设计变得流行起来。Victor 公司利用纽约州一个此前生产电报线缆和输电线缆中所使用陶瓷绝缘体的工厂制造了这些咖啡杯，咖啡杯的原材料正是此前工厂所使用的那种粉浆浇筑形成的厚重陶瓷，制造出来的都是经典产品。这是一个有趣的小知识，但与我对咖啡杯的喜爱没有任何关系。每天早晨端起杯时，我都能感受到杯体传递的温暖气息，釉面散发的温和光泽，以及咖啡流动时表面形成的圆润边缘。这让我联想起其他我所了解和喜爱的陶瓷产品：博物馆里的文物、厨房柜子里餐具、朋友做的陶器、其他地方工厂里见过的瓷器。每次使用陶瓷，我都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广阔的人类世界之中。
这个咖啡杯给我带来的欢乐体现的正是物商的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与其他话题（体育、天气、事物）一样，对物品的兴趣也具有跨越种族的魅力。实体物品甚至不用借助语言也能传递信息，它们根本不需要经过语言翻译。因此物品在历史上经常扮演文化交流先遣使者的角色，比如中国在 17 世纪将大量陶瓷销往欧洲地区。在当时，画有蓝色盘龙的瓷瓶在欧洲社会中引发热烈反应：有的人敬畏万分，有的人好奇不已，还有的人妒火中烧。同时，有人努力想要利用本国原材料仿制出与中国瓷器类似的产品。最终中国瓷器的仿制品遍布世界各地，在土耳其、荷兰和美国费城都能见到它们的踪迹。“山寨”瓷器是否是一种经济竞争和公然崇尚异国风味？答案是肯定的。但从本质上来看，中西方文化也在这个过程相互碰撞，彼此学习。
如今，世界上也存在一种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的类似潜在可能。试想一下：如果老师为了让小学生能够理解不同材料的性质和潜能，从而教会他们辨识和使用物质材料所需的基本词汇，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能够得到同等的社会尊重，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两种做法能为我们身边的物质世界注入活力。重视物商，强调对物的鉴赏能力，世界将变得更好。这与鼓励生产奢侈品的做法不同。所谓“更好”指的不是市场价值高，不是稀有物质多，也不是制作工艺的开销巨大。“更好”指的是一件让你感觉特别舒服投缘的物品，就好像我那个 7 美元的咖啡杯一样。得到它之后，我就再也不用去买其他咖啡杯。因为它让我感到心满意足。
我试着在买过的所有东西身上找到同样的满足感：家里的窗帘、装电脑的皮包、现在穿着的牛仔裤、屁股下面的办公椅…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亲手做的，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同样，我认识的所有朋友也都没有这个能力。我家的窗帘由纽约布鲁克林的纺织专家斯科特·博德纳尔（Scott Bodenner）制作，皮包由英国剑桥的皮革工匠伊恩·史蒂文斯（Ian Stevens）制作，牛仔裤由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丹宁（Raleigh Denim）制作，办公椅由已故的阿特·卡彭特（Art Carpenter，直译的话就是艺术·木匠——译注）制作。我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愿意去小学给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工作。这也许能让孩子们对技能和事业创建起良好的兴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勇于创造、细心观察、甘于奉献。
上文中描述的物品并非价值连城，但我觉得自己能用“鉴赏”这个词（而且最古老的含义，即既源于法语的“了解、认识”）形容了解它们的过程。作为一名博物馆策展人，我有一份能让自己接触到物品制造者的工作。在工作中，我认识到物品的美丽与活力。其实所有人都有机会用心体会身边的物品，进而欣赏它们的内涵。虽然如今很多人都已不具备这种能力，但它的确是一种本能。重新培养物商并非难事：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就像你在海滩上散步（不管是一个人静静地徘徊，还是在爱人的陪伴下携手并进）时顺手捡起一枚漂亮的鹅卵石，然后将其带回家，以此纪念度过的美好时光一样。任何一枚鹅卵石都能扮演好纪念品的角色。你只需要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去把玩石头，为其注入特殊的情感和羁绊。
虽然听起来有些理想主义，但如果每个人都能用同样简单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样物品，世界将因此受益匪浅。社会的原子化越发严重，这令人感到担忧。好消息是虽然世界看起来分崩离析，但其实我们还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我们与其他人一同分享地球，与各种能让我们在日益迷茫世界中找到方向的物品生活在一起。日复一日，我们的生活中都充满大量消极情绪。通常情况下，人们似乎很难克服负面情绪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身边的物品就是我们的垫脚石。了解它们的构成，熟悉它们的特性，不断提高的物商就能帮我们摆脱负能量，活得更加快乐阳光。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为《一把椅子和三把椅子》，来自 MoMA；长题图来自 Todd Quackenbush on Unsplash（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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